时空交错我在缝隙间

西方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性论争的关联与差异

当代文化论文


草稿2:

西方现代化理论

中国现代性论争

关联与差异


关联

殖民渊源 后殖民主义

讨论西方和中国

一层:殖民渊源 

东方主义

受害者思维

二层: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争霸需求 站位导向

后殖民主义


差异

资源分配问题

地理大发现 工业革命 两次世界大战

分配:

1.时间顺序 

线性发展 社会进化论

资本主义国家 连点成线 连续的发展

中国 断裂 传统和现代化 费孝通问题

2.先机 固定稳定格局

内因 模式 政府有效程度




草稿1:

现代化理论

是什么


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化 更早发展

美国模式 反共 消解殖民扩张

中国 殖民地 新兴民族国家


意识形态色彩 国别色彩 的理论

功用 称霸 

加深对立色彩 后殖民内涵

 褒义 概念定义 起源


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要求

学习 裹挟 站队


经典时期 

东方主义 隐身


分波次时期 苏联解体前

历史维度 总体性 后马克思主义?

减少对立 前瞻的恐惧


发展模式

动因 内因 外因

政府有效程度

农村?

社会进化论 跨学科应用

交错的概念范围

既要又要


费孝通问题


摘要:就关联而言,西方的殖民渊源影响深远,使中国产生“受害者思维”,从而在现代性论争中表现极端;西方现代化理论具有后殖民主义的内涵,西方在两极格局的背景下通过现代化理论引导中国的政治站位,从而影响中国现代性论争。就差异而言,西方先行取得资源分配的优势,保证发展的连续性,并影响了现代化理论的线性进化观点;中国从近代以来资源分配丧失先机,面临传统和现代化的割裂,“费孝通问题”是解决该现象的一种思路。


关联:殖民渊源和后殖民主义

首先,我认为需要明确西方和中国指代的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后续的讨论。我的看法和后续论述的基础是,西方可以笼统地看作西欧、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的指代,中国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诞生的新兴民族国家的代表。

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借由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以商业目的为主的对外扩张中产生和完善了殖民形式。相应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则沦为西方殖民的对象。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以强势的姿态改变了世界格局,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主义和国际法体系,然而从一战开始的1914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实际上仅是半个世纪内发生的剧变,对比从15世纪就初现端倪的殖民主义而言,两次战争的洗牌不足以完全抹去长久的殖民主义的影响。

殖民渊源的影响既体现在实际的领主与主权争端问题上,也体现在包括西方和被殖民国家双方的观念上,两相结合则诞生了后殖民主义。前者可以在战后殖民地独立浪潮中窥见一斑,后者则更加复杂和隐秘。1978年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东方主义”这一概念,即东方是被西方表征的对象,西方所谓的“东方”并非一个实际客观的概念,而是在它的理解中和需求下幻想并描述的他者。在我看来,东方主义是对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内涵的分析,同时也是殖民主义遗留影响的表现,西方长久处在尊主国的位置,已经难以直面与理解曾经作为它的下属国的独特之处,而无法跳出局限的视野必然会阻碍其自身的发展。

如果说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俯视态度和刻板印象,那东方对西方其实也存在某种刻板观念,我暂且把这种观念称为“受害者思维”。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赶英超美”的口号,到如今在网络上能看见的对西方仍存有的敌意,本质上都是将中国和西方国家进行对比。适度的对比是正常的,作为一个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去批判性学习发展较为早的国家是合理的,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适度和合理。

在中国现代性论争之中,我认为有两类极端的态度:一类是对本国的自傲,我常觉得自傲的深处是难以自抑的自卑,从而无法平静客观地看待中国与西方各自的得失;另一类往往是对本国不足之处有失望和愤慨之情,却又难以解决问题,因此常常滑入片面夸大西方优点的深渊。这两种心态在我看来都是“受害者思维”的体现,受到殖民体系的后续影响,都在潜意识里将自己安置在弱势的位置,因而在对比中难免偏颇。

二战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和后殖民主义关联紧密。“‘现代化’一词,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被提了出来。”“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是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始并形成热潮的。”(综述)这个时差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二战后美苏争霸,世界分化为两极格局,一方是资本主义,一方是社会主义。“与此同时, 旧的殖民主义体系纷纷瓦解,大批殖民地国家得以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首先面临的就是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西方)中国就隶属此列,面临着资社道路的抉择。

对于西方而言,争取和拉拢更多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阵营,是争霸需求的重要内容,而所谓的“更多国家”,其实就是那些新兴独立或解放的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它们受到殖民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尚未完全进入发展的轨道,对发展模式与前途仍在徘徊犹疑之中。因此“早期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现代化理论的传播,促使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西方现代化道路,,进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西方)

而对于中国等受到殖民影响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战后刚刚独立解放,通常是国小力弱,在国际上也缺乏有力支援,甚至还与西方国家有着领土主权的遗留问题。弱小的国家需要发展,但现代化发展并非是迫切的第一需求,首要的应当是如何在美苏两极争霸的夹缝中生存下来。而西方现代化理论比起先前的土地占领和殖民形式看似温和,是以利益驱使而非以武力强迫,通过描画未来发展的美好图景诱导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也隐含着巨大的威胁。因此从战后局势来看,中国的现代性论争,与其说是对发展模式的抉择,不如说是迫于双方势力不得已而为之的站位。



差异:资源分配问题

在关联的论述中,为了说明殖民主义,我已经提过地理大发现和两次世界大战以作为背景。除了这两项外,西方在该历史阶段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即两次工业革命。两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最初由英国发源,之后推及影响到法国、美国等欧美各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地理大发现帮助西方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伴随着殖民和血腥扩张;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期,而随着资源、市场等不能满足西方的膨胀发展,西方各国间由此积累的矛盾逐步加深,到两次世界大战时彻底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则在世纪末对资源进行了颠覆式的洗牌,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主持瓜分世界到美苏两极格局争霸,实际上是战后资源分配的结果。

地理大发现、两次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这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三个事件,而西方通过这三个事件基本实现了资源分配上的优势。资源分配与时间顺序挂钩,这个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上的资源总体是保持不变的,各国想提高地位和增强势力,必然需要占据和抢夺资源。这三个事件都是由西方主导的,其中地理大发现早在15世纪,西方在中国尚未意识到资源争夺重要性的早期,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开展资本积累活动,当中国被西方纳入殖民对象规划时,后来的中国已经难以从已然被瓜分的资源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西方现代化理论显然也把握了“时间顺序”这一要素。西方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将生物进化论跨学科地套用到社会发展阶段上,并描述了一种社会的进化序列,即“由进化的初始阶段到进化的最高阶段,位次排列顺序是最不发达国家→次不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最发达国家。”(西方)我认为这种顺序发展的思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有影响,“早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蕴涵了一种“单线进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现代化过程是所有社会、所有民族都将经历的普遍的进化过程。”(西方)这其中应该也有以顺序和线性为借口,以满足西方争霸需求的因素在,但这里不过多讨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自独立成点,但是这三个事件将它们连点成线。西方国家各自国情有差别,但是发展轨迹总体是相似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保持了一致的连续性,哪怕有暂时的滞后,也能凭借相似的文化传统理解和应用先行的发展模式,甚至做到后来居上。比如美国原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发展势头已然不俗,在二战后则是化身霸主。我认为究其本质,是因为英美的文化传统是相似的,美国由较原始状态到被殖民,缺乏自己思考反应的时间,就被英国等殖民国家一定程度同化,而美国的地理因素等也使其对于对外扩张的做法趋于认同。

对比于西方发展的连续性,中国是面临传统和现代化的断裂问题的,这点从“费孝通问题”中可以看出。“‘费孝通问题’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920—30年代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社会史论战。”该论战“来自西方的冲击,体现出中国知识界在西方强势文明面前的集体困惑。”中国从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殖民者的西方凭借先进的发展和高度集中的话语权,将“现代化”的褒义套用在自己身上,而中国作为被殖民者,不得不在原先固守的传统中大感震撼与希望灭失,从而陷入困惑和激烈的反传统境地。

然而传统不应该与现代化相割裂,西方通过多国家联合和分波式的发展保持传统内在的延续,中国缺乏相似的国家可以借鉴经验或者相联合,只能从自身原有的传统中寻找发展的思路。费孝通为此努力一生,“在主张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角度研究和理解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本土传统的形态、功能以及在与西方现代文明互动过程中所引发的变迁。”

与“时间顺序”相关的另一个描述是“先机”。显然中国已经丧失在资源争夺中的有利先机,哪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作为战胜方,中国也并未从惨胜中获得更多优势,而如今世界更趋于稳定的格局,很难有大战之类迅速改换局势的时机。我认为中国现代性论争其实也是在这类稳定格局下渴望破局,而对现代化动因的认识可以帮助厘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路。

关于现代化的动因问题,亨廷顿将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内因论,第二类是外因论。稳定格局下寄希望于外因,必然难以收获迅速的发展,因此我认为中国注重的是内因。“亨廷顿在阐述其内部动因论时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的政府的有效程度。’”(现代)中国的政府和相应政治制度是现代化发展的保障,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重点是将政治保持在良好平衡的状态,首要保证经济为主的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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